“这几年咱河南遭了大灾了！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让老百姓死去活来，无法生活。”这是1949年戏剧《血泪仇》中的一句台词，现在的很多人，已经不完全知道水旱蝗汤这四个字分别代表什么了。

1948年就在河南省尉氏县大营区完小工作，并在焦裕禄（曾任大营区副区长、区长，1962年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指导下演出过《血泪仇》的陈振庭，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六十九辑发表了一篇《我所经历的“水旱蝗汤”》，这篇文章，能把我们的目光带回到1948年以前来看看当年的天灾人祸有多惨烈。

水灾和旱灾很好理解，即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两种灾害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前两天笔者去钓鱼，还听见人工增雨的高炮在轰鸣，然后就收拾鱼竿回家了——“龙王爷”也怕大炮轰，一会儿肯定下雨！

据说我们现在的防雹增雨高炮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八成以上国家正规军，笔者在农垦的时候，也见过三七高炮发射增雨弹，当时每个农场都有一个“炮队”，每次人工增雨的时候，事先要请示空域，免得误伤过往的飞机。

现在农场和地方的防雹增雨高炮，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四五十年代，那也是王牌部队都未必有的大杀器，所以在1949年之前，人工增雨是基本不存在的，干旱严重，人们就只能到龙王庙去磕头了——据说有个军阀因为求雨不得，要用大炮轰掉龙王庙，结果一会儿就下雨了，看来龙王也怕军阀。

水旱是天灾，如果再加上人祸，那就十分可怕了，那个跟水灾、旱灾、蝗灾并列的“汤灾”，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祸了。

“汤灾”的酿成者叫汤恩伯，很多抗战剧中的伪军头子都叫“汤司令”，那实际也是对汤恩伯的一种讽刺——汤恩伯虽然没当过伪军司令，但做事却跟伪军一样可恶，他可能也是口碑最差的蒋军将领之一，很多人称赞王耀武，是有历史依据的，吹捧张灵甫，那是把王耀武的抗战功劳算在了张灵甫的头上，这就跟草绳绑在大闸蟹上也能卖出好价钱一样，如果草绳捆的是牛粪，那就只能卖牛粪价了。

在河南人眼里，汤恩伯比牛粪还臭，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蒋偏偏对汤恩伯格外器重，这可能跟他们都在日本学过军事有关。

据说现在还有人“纪念汤恩伯”，连他的“故居”也有很多人参观，曾经在抗战中指挥过汤恩伯的李宗仁蒋军在回忆录中，则认为汤恩伯在抗战中无功有罪，治军方面更是一无是处：“随枣会战，敌军以十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游击基地及襄、樊、南阳发动攻势，经三十余日的苦战，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算，狼狈而返。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汤恩伯畏敌如虎，欺压百姓的时候，他自己就变成了虎狼，李宗仁评价：‘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居然说“水旱蝗汤”中的“汤”指的是土匪而非汤恩伯，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陈振庭的回忆文章说得很清楚：“那时汤恩伯的军队驻在河南，部队到处催款要粮，拉夫抓丁，强抢物资，搜刮民财。全省百姓深受其害，所以就把汤恩伯说成河南一害。”

李宗仁的回忆录也可以证实陈振庭的说法：“随枣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桐柏山一带，驻地被搅得鸡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我坦白地对他说，关于整肃军纪的命令，我已不知下过多少道。不过对汤恩伯的军队，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处。汤恩伯是委员长的心腹，纵使我向委员长报告，他也不会追究。”

据陈振庭回忆，汤恩伯对日作战能跑就跑，在河南驻扎期间，也与土匪达成默契，他们联手欺压百姓，各县官员都知道汤恩伯是老蒋嫡系，所以对汤恩伯的派粮要款指标层层下派，县里把任务交给乡镇，乡镇又派给保长，保长就叫甲长到各家去要。

陈振庭几次见过三三两两的汤部大兵直接下乡来到村里，敞胸露怀，歪戴帽子，斜挎步枪，一步三晃地走进保公所，向保长催粮要款。

有一次陈振庭去大营完小上学，走进前院（学校有几间屋子被乡公所占用），只见北屋梁上吊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百姓被反绑双手，身子蜷曲着，脚不着地，一个汤部士兵手持铁钳，朝老汉的屁股连拧几下，一边拧一边呵斥“看你缴不缴粮款”，霎时间，鲜血浸满了老汉的裤子。

没经历过那段苦难的人，不知道兵匪的可怕，就是笔者看了相关回忆录，也不敢相信那些像凶残的汤军官兵真是人生养出来的。

除了军职，汤恩伯还当过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鲁苏皖豫四省边区委员会主任，但他对老百姓的死活，却是半点都不放在心上，他之所以跟水灾、旱灾、蝗灾相提并论，是因为他加剧了那三灾对百姓的伤害。

说来也怪，兵灾之后必然有天灾，而兵灾又会加剧天灾，汤恩伯主管四省，四省就水灾旱灾频发，接下来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蝗灾。

前一年天旱无雨，蝗虫卵得以在次年孵化，于是1943年春天，河南的蝗虫铺天盖地，尤其是蝗虫长了翅膀，就连能捏着鼻子吃蝗虫的人也拿它们无可奈何：人们拿着工具从这边轰，它就飞到那边。等你拿着工具赶到那里时，它们已经把麦叶、高粱叶都吃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数一数，一棵庄稼秆子上就有十来个飞蝗。轰的动静小了它们不走，动静大了就高飞而去，遮天蔽日，如狂风大作。

可能有读者会感到奇怪：蝗虫吃光了庄稼，人们不会收集蝗虫做口粮吗？

这个问题，就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思了：蝗虫烧烤或者油炸，确实美味，但那有一个前提，就是偶尔吃一次，如果让您天天吃没油没盐的蝗虫，三天后看见蝗虫就会吐——庄稼全毁了，哪里还有油来炸蝗虫？

蝗虫是吃植物的，吃它或许可以减肥，但是当年的灾民，根本就不存在减肥一说，一点油星都见不到，他们能见到的“肉食”是什么，笔者还真不敢完全引述陈振庭的回忆文章，只好换一个说法：“有一次上课，历史老师吴心哲讲，他前几天去县东探亲，在亲戚家闻到一股异香味，趁主人去屋外办事时，随手揭开锅盖一看，锅里煮了一个幼年‘两脚羊’的头颅。”

“两脚羊”是什么，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汤恩伯管辖的地方，出现了如此人间惨剧，居然还有人替他洗白，看起来那些“作者”还是晚生了八十年，如果他们在1943年被煮在锅里，对汤恩伯的评价，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们看汤恩伯的历史照片就会发现他一直都很胖，皮鞋也擦得很亮，而河南老百姓有多瘦、穿的衣服有多破，也有历史照片为证。

如果只有水灾、旱灾、蝗灾，老百姓或许还可以自救，但是汤恩伯一来，老百姓连自救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蝗虫只吃地里的青苗，汤恩伯则是要把老百姓米缸都搜刮干净，蝗虫不吃的家禽家畜，也会被汤军吃光。

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水旱蝗汤接踵而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南人深受其害，如果他们知道汤恩伯的“故居”那么“红火”，又会作何感想？熟读史料的读者诸君，是不是还知道汤恩伯另外一些令人不齿的恶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